现就像意大利香肠一样被切成一片片， 然后再递交给不同的期刊以发表更多的论文。

科学家们必须全力以赴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工作，以尽量减少论文被拒的风险。顶尖期 刊绝不会考虑竞争对手已经刊登过的结果相似的论文，即使这项研究已经花费数年时间 而递交的时间只相差一周或二周。当然，如果两篇竞争性的文章同时递交给期刊也有好 处，每位作者都会用另外一篇论文来引起编辑的注意，认为他们的研究课题是热门的。 毫无疑问，论文的递交和报告让许多科学家们彻夜难眠。

作者需要决定怎样做才能将他们的论文发表在顶尖期刊上。研究结果是否可以被炒作 到足以为话题？是否要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超级简化以吸引人？是否可以在论文中找到一 个故弄玄虚的信息让人们立刻记住？是否发现了与人类疾病有关的某个含糊不清的联系？ （提及人类疾病往往会提高以后论文的引用数量，也使杂志显得有吸引力。）能否将论 文的长度压缩到实际需求的更短？比如，即使论文应该以更长的形式递交到更专业化期 刊上，为读者提供更多些的服务。是否可以将它压缩成更短的形式而递交到Nature杂志？ Nature上的短文和Science上的报告部分常常压缩很大，只有很不显眼的示意图，使得 其内容难以被读者破解。互联网上的补充材料也许可以缓解这一问题，但是印刷版的读 者会觉得上网不是那么方便，而它们的电子版的上架时间也让人担心。

这样，越来越多的研究小组负责人开始亲自执笔写论文，他们或许并没参与实验，而 实验工作主要是由初级科学家完成的。但是，研究组长经验丰富，知道如何以最好的方 式展示工作，也许正因如此，对实验细节的不了解反倒成为有利因素。学生和博士后又 回到了桌边努力工作，增加产出。然而，他们却没有学会如何写作研究报告。

编辑（黑体） 顶尖期刊的编辑总会收到过多的投稿。比如，《自然》杂志现在一年要 收到9000分左右的稿件，(这个数字是10年前的2倍)，因此不得不拒绝约95%的生物医学 方面的论文。《发育生物学》是一本高质量的专业期刊，它的拒稿率基本上是70%，而 在1990年，这一数字是50%。顶级的期刊收到太多的稿件，没有办法将它们都送给同行 进行评审，因此，编辑手中的权力变得比审稿人的判断重要得多。结果，作者们开始用 各种手段拉拢、奉承、甚至威胁编辑。小组组长能够证明花费时间和才智在这些策略上 是值得的，因为编辑们会因此动摇，而成功的回报非常之高。影响因子和经济的合力作 用在顶级期刊间建立起竞争（Cell杂志最近就以极高价格被转手）。这样的一个结果就 是编辑甚至会央求明星科学家为期刊写最流行的论文。所有这些力量综合在一起创造了 一种反科学的文化，出风头和政治手腕会受到更高的回报，而富有想象力的方法、高质 量的研究结果和理性的争论却变得无足轻重。

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编辑也难于作出准确判断：要在一大堆各色论文中进行客观、快速 的筛选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以英特网为基础的服务能够为编辑提供一些帮助，但是，在 专业化的黑暗角落中看清实质问题仍然是困难重重。为了安全、稳妥起见，编辑们更喜 欢那些流行的、熟悉的和意料之中的结果，而不是那些看起来古怪的、意料之外的、或 者是原创性的结果。错误因此出现。Michael Berridge和 Robin Irvine一篇有关磷酸 肌苷和信号的原始性论文，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引用率第二高的论文，但最初《自然》 杂志拒绝了这篇论文。作者奋起反抗，最终被接受。但是，当Berridge将一些信息综合 起来，再加上一些新观点形成另一篇论文时，他再次遭到《自然》杂志的拒绝，尽管最 后这篇论文在《生物化学》杂志上发表，在80年代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中排名第5位。

审稿人(黑体) 审稿人当然也是论文作者，只是戴上了不同的帽子。冲突因此不可